即没有能力，又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张学良，坐镇东北这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敏感地区，结果只能是外交惨剧。

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一手制造的外交惨剧。

张学良为何制造外交惨剧中东路事件

20世纪2、30年代的东北是这样一幅势力格局。日本和苏联均在中国东北拥有之前条约规定的权利，两大强国分南北将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并极力排除有第三家列强势力进入东北的可能。中国作为东北主权的拥有者，因为国力孱弱，只能容忍两者势力的存在。而美英等列强，虽然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却因势力没有进入东北而无法直接处理东北事务。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实力最弱的中国，应当持怎样的立场呢？无论是与日苏两方哪一方结盟对付另一方，还是持中立态度以便利用日苏双方的矛盾，都是在情理之中的选择。以当时中国的国力，一旦发生单独与两强之一的直接冲突已经是外交失败了。

还能有更失败的吗？

有，而且这种最失败的情况恰好就是历史本身：张学良试图靠自己打败日本也打败苏联——而且是同时翻脸。

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关于中东路事件，上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分析过。但从张学良的角度上看，中东路事件尤其能体现张在整个走向九一八过程中的责任。

对于中东路事件，晚年的张学良回忆时直陈是自己挑衅挑起的。

张学良在回答采访提问时说：“那后来有了所谓“中东路事件。中东[路]这件事，你那天问我是谁挑衅，换句话，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作为最弱的一方，直接向日苏两个强大得多的势力之一挑衅从而挑起事端已属匪夷所思。张学良究竟是如何想的？对此，张学良在口述史中直白地说明了：“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自量力”四个字的自评可谓恰如其分地反映出1929年的张学良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也就是说，当时的张学良根本对日本、苏联有多强，自己的东北军有多孱弱没有一点概念，才会生出这样的妄想。

可是，张作霖是日本人炸死的，东北易帜，满蒙利益，一直以来令对张学良威逼利诱，令他头疼的也是日本，张学良自己也说“总要把日本打败”。张学良的一系列举措，也在事实上一改其父与日本合作的态度，处处不合作，与日本撕破了脸。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打日本人，却去打与他矛盾并没有那么深，更不是无法调处的苏联呢？

对此，张学良回忆中东路事件时是这样解释的：

“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为了向日本示威“我敢打”，张学良选择了向苏联挑衅挑起事端，最弱的奉张集团选择盘踞东北的苏日两强国同时翻脸。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只能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学良既不知己（奉张集团无论在苏还是在日面前都是弱小），也不知彼。为了向日本现实“我敢打”而去挑衅苏联的下场只能是头破血流。

对此，东北军内部也怨声载道：“有的说：‘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乃策之上也；而今东抗孙权，北拒曹操，是乃走麦城之路也！’”

谁都明白的道理，对“不自量力”的张学良来说，是听不进去的。即没有能力，又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张学良，坐镇东北这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敏感地区，结果只能是外交惨剧。

但，惨剧不仅仅是张学良的惨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中东路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东路事件的后果之一，是如上期《重读抗战》所述，暴露了国民政府对“满蒙利益”的底牌——动用武力强行收回条约规定的利益。这使针锋相对动用武力强占东北一劳永逸解决满蒙问题成为日本的必然选择。

1929年7月，张学良派出武装强行收回中东路。

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提出以“世界最终战争论”为前提，武力占领“满蒙”的“石原构想”。

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中东路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日苏联手对付中国。原本在争夺东北上利益对立的日苏双方，在面临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被中国动用武力强行收回的挑战时自觉联手，站在同一立场上相互支持对付中国，这点上期《重读抗战》也说到过。两强联手对付一弱，东北的命运可想而知。

甚至，连九一八事变的形式，都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联系。正是张学良、蒋介石选择悍然撕毁条约动用武力强行收回铁路，让华盛顿体系下讲究遵守条约，在条约约束内依靠公开外交解决问题的列强全部站在了苏联一边，抨击中国。使得关东军在设计九一八事变时特意设计了栽赃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依据条约获得的南满铁路这一安排，试图将九一八事变打扮成中东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舆论认为是中国再次撕毁条约武力收回铁路，从而将侵略偷天换日成日本保护正当利益的合理军事行动，而这个设计，在九一八事变初期，获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说，九一八事变的导演，一半是石原莞尔，另一半，却是张学良。

这一切，祸源居然都是张学良的“不自量力”……